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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亿元科级干部”池秀媚借贷案近日判决,瑞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陈飞燕夫妇需偿还池秀媚本息8540多万元。池秀媚,原温州市龙湾区民政局副局长,去年7月刚刚退休。1个月后,她起诉瑞安企业主陈飞燕,要求返还借款本金8493万元及利息2208万元。一个年薪八九万的科级干部,竟能借出如此巨额资金。这起官司经网络曝光后,引起极大关注,池秀媚也被网民称为“史上很富亿元科级干部”(7月3日《钱江晚报》)。

　　如果说,以往民间资本主要在炒楼、炒股或炒矿,在银根紧缩、股市楼市不景气的情况下,资本没有去处,人们开始炒钱,钱变成一种商品。几乎在一夜间倒退回16年前,毫无技术含量的金融骗局在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重很上演,银行在高息揽储,民间在炒资金。业内人士称,两大因素让这些中小企业主跻身借贷领域,以实业为幌子,做资金投机的生意。不断高企的民间借贷利率,让放高利贷者有利可图。

　　“温州有两个肿瘤,一个是高利贷,一个是高房价。”经济学家辜胜阻如是说。曾经是民营制造业之都的温州,一时成为“借贷之城”。众多民间借贷的风险末梢和背后的资金网络随着一个个案件的曝光逐渐浮出水面——银行资金固然有,其中更惊现“官银”身影。比如,近年来发生的高利贷案中,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官银”参与高利贷所暴露的无疑是官员已经成为财富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在施晓洁一案中,施晓洁夫妻所持有的资金中,有8个多亿的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从侧面印证了“八成债主是公务员”的说法,更让业界看到了“官银”介入高利贷之深。而官员之所以选择放高利贷,而不是其他的投资方式,恐怕正是考虑到曝光的风险或者相对于把钱藏在家里、放到银行里,放到幽暗的投资环境下才是既有效益又很不容易暴露身份的方式。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投资渠道,才能避开制度监控和公共监督。

　　众所周知,官员群体的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并不占据财富优势,按照公开的工资标准,很难产生巨富的公务员。官员放贷的“官银”从何而来?这是所有关注高利贷风波的老百姓很为关心的问题。而为了有效遏制官员参与放高利贷的行为,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遏制民间高利贷的泛滥,为遏制官员参与放高利贷创造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必须将官员收入置于阳光之下,以此来封堵公务员贪腐、洗钱、非法投资的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切实防范“官银”搅局高利贷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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