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放纵，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他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困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到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要靠这些钱根本不够。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5. 当令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在“物化”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才能在面对诸多困难与诱惑时做到有所坚守而不迷失自我?

　　洪战辉，1982年6月出生。在他13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要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和一个捡来的弃婴妹妹，并且还要坚持学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放弃，带着妹妹上学，打工挣钱养家，一直坚持了12年，不仅使妹妹健康成长，也使父亲病情好转，还迎回了母亲，自己考上了大学，全家重新团聚。洪战辉说：“出身贫寒，我渴望富有;经历苦难，我追求幸福;人们同情弱者，我选择坚强。在我心中，只在感恩和爱。”

　　2011年8月31日，成都市的出租司机曾文华拉载的一位客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一个装有黄金首饰(价值150多万元)的纸箱子遗失在副驾驶位置下。曾文华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将箱子送回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并在警方的帮助下交还给了失主。有人说他真傻，失主没有索要发票，也不知他的车型、车牌号和他的名字，就算不还，肯定也找不到。“不求富贵，但求心安。”曾文华告诉记者，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捡到东西，以前捡到手机都会亲自开车给失主送回去，“只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笑了笑说，“如果把它藏起来，我这辈子都会背上包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简单幸福地生活了。”

　　郭明义，52岁，鞍钢齐大铁矿公路管理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明义一直坚持提前两个小时上班，15年来，累计献工15000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他坚持20多年做好事，资助工友，向希望工程捐献，无偿献血，他的献血量6万余毫升，可以挽回75个危重病人的生命，他还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0多年来，已经累计捐款12万余元，帮助189名贫困学生重返课堂，让300多个家庭重新荡漾起笑声。有一个问题，天天有人问：“你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他说，做好事挺快乐的，晚上睡觉很香，这种成就感胜于金钱和财富带来的价值。平日里，老郭没事总爱写上几首诗，唱上几句歌，享受着这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同事们也被他的积极和乐观深深地感染并带动着。在他的号召下，有1700多名矿工和居民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200多人成为捐献遗体志愿者，2800多人参与希望工程助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9月对101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当下亟需倡导“袁隆平式财富”，所谓“袁隆平式财富”就是说财富的内涵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公益、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的进步。曾经有一个财富榜将袁隆平院士评为“名誉富豪”，认为凭借他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其身价足以超过1000亿元。袁隆平回应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他坦言自己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已经很满足了，“对金钱我不会挥霍浪费，但该花的还是要花”。2011年9月19日，经专家测定，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标志着我国杂交稻技术在世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成绩也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四、五亿人，造福整个人类。已经81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80后”。他说，希望自己成为“90后”时，能够实现超级稻亩产过1000公斤的目标，这是他的梦想。

　　三、申论要求

　　(三) 给定资料中反映了社会上人们出现的各种焦虑情绪，请就政府如何缓解民众的焦虑提出对策建议。(25分)

　　要求：对策建议合理可行，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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