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校园暴力事件既有开始、从无终结。“孙子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打耳光了,这我还能理解。但老师让全班50名学生都来打娃耳光,这我接受不了……”昨日提起这事，陕西安康的池老太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当事人12岁的小明(化名)在日记中写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强，要不然(我)就完了。”这话未必耸人听闻，现实而言，因校园暴力而闹出的血案并不鲜见。

　　《论语》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概的意思都是指向耐心。遗憾的是，在面对孩子“冥顽不灵”的时候，我们缺的恰恰是底线上的耐心：仅今年的情况下，先是广州某儿童康复中心有教师对女童进行“体操式”虐待，接着是山西太原五岁女童不会“十加一”被老师扇数十记耳光，然后是浙江温岭一男童被老师拎双耳，双脚离地近20厘米……暴力，成为迫使孩子就范或长记性的“铁腕速成法则”。

　　“教育贵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暴力对于教育而言，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诡异的是，它却又在中国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论上说，“教育暴力是按照某种利益的要求，把受教育者作为要加以型塑的对象，进行处置的意志，这种意志要求必须消灭个人自主性，训练个人被使用的特定功能，它把支配和服从作为教育关系的模式。”简言之，暴力的逻辑，是极端工具理性的逻辑，它并不在乎暴力本身传递的强权思想、丛林法则，只须得到眼前的“臣服”与“温顺”。坏脾气的教育，往往都对应这刻骨铭心的急功近利。

　　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教育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可能离不开两个现实语境：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笃定的“棍棒理念”，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教不严、师之惰”等深入骨髓，在这种理念的浸淫之下，即便不是教育者，也基本默认了一个潜规则——天下的孩子，都是需要打骂才能成才的。既然“打是亲、骂是爱”，那么，校园暴力顿时就“温柔可爱”起来。二是法治传统缺乏对孩子权益的有效保护。尽管面对校园暴力事件，看起来也是有法可依，譬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但具体内容其实都较少涉及校园暴力方面，加之操作起来“法不责众”，执法部门懒得较真，打骂孩子就更成了家常便饭。

　　此外，正是因为将“非常态教育”视为合理合规，对儿童等权益保护难以“上心”，尽管个案频发，却总是归结为“个案”而已，只就事论事，从无以公共议题的高度专业梳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国家或地区却在儿童暴力等问题上“小题大做”、大有作为。譬如我国香港地区，社会福利署建有保护儿童资料系统(CPR)，会定期收集儿童虐待案的有关资料，理性分析，建言社会;譬如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大阪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全国儿童相谈所等政府部门或机构都在关注虐童问题，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信息情报进行统计。日本厚生劳动省从1990年开始对儿童虐待数据进行了统计，并逐年公布。再譬如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设的儿童及家庭管理局，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全国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状况。他们提供的数据不仅将受害者按照年龄、种族、性别等属性进行了划分，还将施害者同样进行了统计，并计算了两者的关系。公众可以在相关网站上动态地浏览每个州的数据。凡此种种，皆不过是“蹲下来”尊重并捍卫孩子的自由与权益。

　　自古以来，有多少急功近利又无法无天的思想，就有多少抄近路“以暴治教”的实践。暴力传递给孩子深刻的感受，并不在于你“为什么使用暴力”，而是“暴力成为硬通货”的魔力本身。于是，被暴力教育的孩子，要么在心理埋下仇恨的种子，要么以扯谎等规避“被暴力”的概率，要么寻求施展暴力的能力与机会——至于因暴力而“教会”的内容，既从无生根，又谈何春华秋实?

　　强权不是真理，暴力传递不了爱意。一个从小在暴力逻辑中长大的孩子，内心如何生长出温润的善意?也许，对中国的教育来说，是到了为孩子建一道“防暴防火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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