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干什么的?

　　党的建设从建党开始就有研究，但往往不被当作一种科学，是因为往往当成一项工作来研究，因此，往往停留在经验范畴，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但这并非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一门学问总是分两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事务性、工作性研究，另一方面还有规律性研究，即基本理论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关注第一种研究，忽略了第二种研究，还以为第一种研究就等于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内容，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党的建设不能提升到规律的高度。

　　经验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用，但如果时代变化了就有局限性。今天我们研究党的建设，就应该从一种研究规律的角度去思考。

　　一个学科回到它的本源，往往就是常识。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一个公共权力，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为什么民主政治产生政党?因为民主政治对公权和人之间的关系解释，与别的不一样。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生而不可剥夺。因为人要在一起生活，组成社会需要管理，于是人们就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公共机关，于是形成了公权力。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一方面，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两者就互动起来。从本质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互动。而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就没有这种互动。

　　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需要连接，直接民主很难操作。亚里士多德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怎么没了?因为社会发展了以后没法操作。于是人们继续探索，在历史长河中，终于发现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当然也使民主变得复杂。公共权力倒是可以操作，因为可以强制，但如果权力都放在个人手里，也就麻烦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样人类就掉到了一种困境中。

　　人类也正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才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这个空白。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它克服了民众的分散的基本缺点，使得民众组织化;另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政党的目标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政党“左牵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民主政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而事实上这种互动是由政党来实现的。

　　可见，政党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从神权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第二，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政党。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以给政党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党的历史作用：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第二，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我们应该确立一个现代政治理念，政党活动是有边界的。很多领域政党不应该介入，但当你要和公共权力接触时，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就非通过政党不可。

　　从政党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许多纯粹从工作性党建研究提炼不出的东西。

　　比如政党到底怎么定位?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领导核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前面说的政党的作用，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遗憾的是，过去只有一种定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将政党进行规律性研究的第二种定位，并且以为有了第一种定位就能解决第二种定位。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核心，如果这方面没处理好，其他也都处理不好。

　　又如，既然政党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那粘力到底有多大，这就是政党的功能要研究的范畴。

　　政党的功能非常多，我通常概括为四大功能。第一，利益表达功能。既然公权力是民众的，那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必须准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诉求。

　　第二，利益综合功能。把民众的利益诉求，经概括、提炼变成党的纲领政策主张。执政时，努力实现这些主张，不执政时，用这套主张对执政党施加影响。

　　第三，政治录用功能。一个政党通常要把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吸纳到党的周围。

　　第四，政治社会化功能。政党的理论不单自己知道就行，还得告诉民众。民众对这些道理由不懂到懂，就是政治社会化。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会问，怎么觉得你讲的是西方政党?没错，我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因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舶来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我们的特殊性质所在，一般性都没搞清楚，何来对特殊性的认识?

　　正如上文所说，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有创造性，他们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它。因此，这种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领导人民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但是，一旦取得政权，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为政权的主人，政党就又要回到怎么让人民当家做主的位置上。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有的优点和缺陷都由此而产生。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之所在。

　　革命自有一套理念，还由此建立一套机制，存在特殊的运作方法。1949年执政后不仅不可能将一整套搞革命的东西扔掉重新来，而且往往产生一种惯性。我们直到2002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讲到，党的历史定位发生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此相应，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基本特点的“钥匙”。

　　虽说党的十六大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体制到方法的全方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转变过程中，所有主要问题都是转型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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