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把握量变和质变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

　　正确把握上述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①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个坚持辩证发展观，批判形而上学发展观的科学武器。

　　在量变和质量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同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往往采取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或只承认质变否认量变的两种极端形式：

　　这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在哲学和科学(例如生物学)领域中都有着典型的表现。18世纪法国的一些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就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纯粹的量变，有的甚至认为，例如鲁宾在《论自然》一书中说，“在石头和植物中，可以找到同样的生命的主要原则，和在人类机体中所找到的一样。”这是把这一切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力学的尺度观察一切变化的必然结论，这种观点已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驳倒。可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在生物进化等大量确凿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发展的情况下，“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庸俗进化论对生物进化的科学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是对进化论的庸俗化。它认为生物的进化只是量变，没有质变;只有量的渐进，没有质的飞跃;只有连续性，没有间断性。这是一种实质上否认了发展(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的“发展观”。

　　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另一中极端，在“激变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搜集了许多曾经生活于地球上，后来已经灭绝的古生物化石，这是对生物科学的积极贡献。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不能够解释一批批生物物种的灭绝和一批批生物物种的产生的真正原因，于是就把这种现象看作是由某种神迹创造的“实变”所引起的，完全否认了突然的质变是由量变准备起来的。这种只承认“突变”而否认量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早已被科学事实所否定，但是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宣扬它，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就是选择。他宣扬生物的进化是什么“绝对新的东西的连续制作”，这就把不停息的质变看成变化的唯一形式，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了事物的量变。

　　这两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在政治上也有其突出的表现。割裂量变和质变，歪曲和否定质量互变规律，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等，只要量变，否认和反对质变，用点滴的进化、改良来代替、取消对旧社会的革命改造和革命斗争。左倾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则不要量的准备，一味地侈谈“质变”，在“革命”的词句下败坏革命。这两种危害革命的政治倾向，都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②在实践上，为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第一，要重视量的积累，没有一定量的准备，就没有事物性质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反对那种不要量变准备盲动冒进的错误;第二，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要抓住时机，促成事物的质变，也就是说，要反对那种在条件具备时不去变革，贻误时机的错误。

　　把这一思想原则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是要必须把远大革命目标和埋头苦干精神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因循守旧、停步不前，又要反对不顾量的积累，冒险蛮干，陷入空想。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自己内在的逻辑，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客观过程。所以，要想开创新局面，没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只想急于求成，就会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又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又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不但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重大的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这就又要求我们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要用革命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那种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是同历史对我们的要求，同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

　　总之，自觉掌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就要把求实的精神和革命的气魄结合起来，做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者、改革家，有理想、有抱负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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