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那代80年代的儿童们已经进入了劳动市场。能够容纳80%以上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管理水平仍然非常低。珠江三角洲的那些生产着精美的出口产品的在民营企业里，工人大部分只有初中和小学学历，管理人员大部分只有高中中专的教育程度，大约是，小学程度占25%、初中占68%、高中以上占7%。农村小学来打工的老师、当过镇干部不久就提升为经理厂长。关键的产品设计、国际市场经营都是控制在外商的手里面，中国制造如何能够提升生产力?!

　　同理，我观察的内蒙古阿拉善盟腰坝农牧民的奶牛场，过去5年遇到养殖、牛群结构配置、管理上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大学教授来指导。而我在美国读书时，密执安州里大学的农学院的养牛场和油菜种试验基地，是我和先生、朋友们常去的地方，农学院与教育学院有外展服务合作，教授带学生们去现场做培训和服务。

　　中国的教育改革走偏了!

　　大学这20年来忙着与国际一流的大学接轨，放弃了从50年代从苏联那里学来的专科学院制，就跟二十世纪50年代放弃了从庚子赔款后学来的美国大学模式、之前从日本和德国学来的专业学校模式一样。狗熊掰棒子啊!这次“国际接轨”改革把医学院、测绘学院等一股脑并入大学，办起了比美国大学人数还多的的超大型大大学。这样办“大”学实在是曲解了发源于西方的大学之涵义和本质。

　　忽略了自主性

　　国人的教育代表团到境外地区和其他国家考察大学，看了人家的院系学科设立，却忘记看别人大学的管治机构的设计。欧美的高等大学、包括香港的大学在管治上不隶属政府。每个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功人士组成校董事会，聘选校长，再由大学校长来组成内阁管理机构，学校运作向校董会报告。大学的管治的基本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自主、行政中立、信息透明。大学由政府资助、私人办的都行。

　　中国大学的管治、管理权统统归属政府的教育部。由于中国高教育法定义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的大学形成了国家政体统一管理、单一意识形态下的教育体制。而西方的大学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时，就形成了明确的价值观：在远离教会和政府的中间地带建立独立自主的大学。

　　从欧美的教育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当时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一直是在对教廷和国王抗争中，争取大学法定的特权，这包括校内权利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拥有、大学自主制定管理法规、决定课程科目和内容。但是，中国士大夫的出身证是科举功名，终生为维护朝廷政府的政治秩序服务。翰林院的士大夫替帝王整理四库全书、文献，形成皇朝坚固的意识形态、稳定社会秩序，致使中国的士大夫意识至今把改革之策视为救国之策，而非以启民、为民为目标。许多研究报告是带有浓厚的上奏折的味道。

　　曾去欧洲留学的蔡元培指出了中国大学改革的路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乃大学。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北京大学里有清末君主立宪派的才子辜鸿铭、有新儒家学者梁漱溟、有海归派胡适、马寅初，有共产党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有新文化旗手鲁迅，人才济济，百家汇聚。抗日战争时期，政府无暇顾及国民党教义渗透大学的政治方针，教授们自己打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短暂而闪耀光芒的9年。校内党派林立，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民生社会党、中立派、三青团等等，学术上成就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教授，及后来优秀的学者。他们的成就至今乃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缺乏社会性

　　从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要把生存技能交给后代，教后代打老虎、打到肉吃，还要防止被老虎吃到。后来要教会后代计算节令、按节令耕作收获，又分工成为猎取、农耕、纺织缝纫、盖房、铁匠等。把这些专门的社会生存的技能、知识被记录并传承，再培养新一代的专家，这是教育的社会性，是教育体系的社会功能性。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需要艺术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农学家、工商企业家、天文学、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动物学家、工程学家等等等等。社会多元发展，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要靠各个社会行业的专业人员与独立学者共同研究来完成。

　　但因为有了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学者难以从横切面以独立的身份，进入社会各行各行做研究、搞合作。凡社会重大问题，教育部一早就有文件规定研究题目、范围和资金来源。由此所形成的合作性关系，都是有范围标准和利益关系在其中。研究者在制定研究计划、写报告，一开始就在头脑里“斟酌”每一个政府和出版局可以接受的词汇、利益相关方可以意会的结论，他们在自我阉割，失去了研究者的独立性，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中立的判断。由此产生的知识，再灌输到课堂教学中去，能培养出诺贝尔奖那里的学者吗?大学教育的主旨由教育部来制定，中小学的课本也要中央教育部统一审定。就这些官员和教育部本身的学者人数再多，也是难以考虑到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各行各业培养人才需要的标准和知识内容。而一个小小的香港，中小学就有几套不同出版社和教育家编的课本啊!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人类教育体系的社会功能性。它一直是政治功能性的教育体系。教育改革从1905-1907年新政废科举就是慈禧太后很终不得不颁发的强兵富国的体制改革措施，从强兵富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科教兴国一路下来，教育成了国家强大的政治工具;为了平民百姓兴实业、图生计的教育宗旨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没有成为主流的教育宗旨。

　　中国政府欲与国际大学接轨，以美国为标本，但全然不知美国为了美洲大陆新移民、新国家是如何建立大学的。

　　美国在19世纪内战前后，积极推进本土大学、中、小校教育的发展。本土的政治家们杰弗逊等人，不受传统的欧洲大学的限制---以法学、医学、文学院为主，提倡兴办州立大学，创办了新大陆发展优先需要的教育学院、农业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等，开启了新兴的现代大学的模式，培养了启民智需要的中小学教师、新兴农业需要的农业技师、大生产需要的工程师、各种民间创新企业需要的工商管理人才，推动了美洲大陆行新的大生产和科技的发展。

　　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美国的高等教育还包括常青藤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对各种群体提供教育培训，所授课程包括就业指导、技能更新培训、专业培训服务。学生无论年龄，可以转读四年制大学。我曾经在美国密执安州一个社区大学的管理培训中心实习半年，参加制定Buick-Cadillac-Oldsmobile汽车生产中层管理的培训课程;也参加过在经济衰退期政府资助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培训项目，帮助他们改善管理度过难关，保持就业率。

　　为满足社会不同行业的需求，美国80年代、90年代的教育改革，是由大学校长们与行业的成功人士一起来拟定入读大学的中学课程和毕业生的审定标准，由100多所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们和中小学校长们制定“未来的学校”(Tomorrow’s School)、“未来的教师”(Tomorrow’s Teacher)的蓝图。他们享有办教育的自主权，为社会需求办教育是第一优先的宗旨。

　　在中国，私立的、教育专业社团的、社区独立的教育体系乃是一个困难重重被禁锢的领域。在上世纪20年-到40年代，一批社会教育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开创了面对农民和工人的学校，推动民主教育、平民教育，为平民开设补习学校和夜校。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也出现了企业和个人等为主体的教育机构，这种企业和个人付款的成人教育为转型中的人力资源需求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教育培训。但是，随着过去十年国进民退的趋势、企业税负增加、社会团体办学不利因素增加，为社会成人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大大减少。

　　马克思的学术和理论是西方社会发展中伟大而重要的派别。除此之外，还有诸如Max Webber, mile Durkheim 等等社会科学各种著名学者和派别。中国把其中一个学术政治派别思想拿来做了一个主义，长期指导中国的发展，而马克思是生活在西方的社会里悟出来的理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如何(运用某种意识形态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我们习惯了帝王之师们从四库全书里提炼出来的统一的意识，我们又建立了类似科举式的大学，使学者、教授老师不能独立认识和研究社会，积累的知识是符合四库全书那样仅仅为皇朝整体服务的知识体系;大学毕业生当然读不懂社会、没有社会经验。如今，高考就如科举考，考公务员就如考殿试受封。大学生都挤破门考公务员、入金融行业、呆在大城市。他们眼高手低，眼中没有社会，尽管一些留学回国的人数多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基层社会了解甚少。教育体系内的学术官员和学者---尽管他们有科教兴国之壮志，是难以理解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之渴望、对知识技能的需求。

　　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社会各路专家一起来重新修订办学宗旨，建立教育体系之自主性和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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