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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城，对城市的贡献绝对是“正数”而非“负数”，或者说，进城农民在消耗财富的同时，必将为城市创造更多的财富。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

　　农民进城，不仅仅是一道计算题

　　13万、2500万、6500亿，这样的一组数字让人感叹，现在农民进城莫非已经成为了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只要农民自身投入与政府部门投入达到标准，那么农民进城就是一道套公式的计算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前数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磅公布，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国家发展重头戏，这也意味着这道计算题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搞定，而是一道加减乘除的综合四则运算题。

　　抛开题目里的数字，作为农民来说，进不进城首先得考虑一个成本问题。就跟做生意一般，不可能去做亏本的买卖。农民进城，生活成本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问题必须得多方衡量。社科院早在2013年8月的一次高规格论坛上就曾经如此表示，“对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对此李铁先生还专门举例重庆的户改经验。这就意味着，农民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进城后的成本问题。如此一来，能否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压力，就是进城与否的衡量关键条件了。

　　当然，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政府还得烧多少钱?即，政府的成本问题。根据社科院的测算数据，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 6500亿元。显然，这只是把公共成本进行简单粗糙的地数学运算，但却忽略了“政府收益”的考虑。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进城所带动的城镇化对城市消费市场的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拉动量显然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无形中将获得少则上百万亿的收益，再加之农民进城后，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其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显然是更值得期待的。所以，政府部门在衡量的过程中不应该简单地把6500亿元看做一个天文数字，应该多方考量，利弊权衡。

　　再者，农民进城还是一道社会问题。前不久，曾有多个城市试点农民“积分进城”。即通过推出类似“积分享受同城待遇”政策，帮助一大批农民工实现“进城梦”。虽然褒贬不一，但争议一直不断。这说明，农民进城还得通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烤量。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后遗症的影响下，农民进城并不是简单地脱掉农民的衣服，穿上居民的外衣这么容易了。如何解决医保、户籍、社保、就医、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摆在了政府和农民的面前。

　　城镇化的推进，很终还是落实在人的城镇化，比如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如果简单地将此作为一道计算题，那也是不可取的，就算是计算题，也是一道综合运算题，需要各方衡量。

　　“农民进城成本”到底有多高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房子的城镇化、而应该是人的城镇化。有人将之概括为“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进城自然就要成本，就像不少农民说的，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他都得花钱”。各地早有自己的算盘，譬如“山东农民进城人均公共成本18万，住房成本占比重很高”等。此前有人说，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以此来测算公共成本，恐怕真的会非常吓人。

　　农民进城，自然要分蛋糕，自然有人不大乐意，因为公共资源总是个定量，譬如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僧多粥少。“这就像坐电梯，上了电梯的人不愿意电梯多停楼层，也不愿电梯再进人。”于是，农民进城成本就成了一张醒目的牌，藉此提醒地方部门要“悠着点”、“慢着点”。

　　“农民进城成本”真那么可怕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断言，“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以重庆户改的经验为例，每个农民工进城成本在10万元到12万元。其中，1/3属于政府要拿的钱，2/3属于社保。社保里头，其中有1/2 是企业要出的，1/2是农民自己要拿的。上述支出还不是当年支出，所有这些成本都要分十年，等于平均每年一个农民工的进城成本是一万元，而这个一万元还有 70%是由企业、农民承担，剩余的三千多才是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凡事谈成本，自然不能不说收益。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升至53.73%，比上年提高 1.16个百分点。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这起码说明，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据权威测算，2001年到2011年10年期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未来5年，如果城镇化进展顺利，我国居民消费规模会从不到20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投资的需求规模或达40万亿元。这对于转型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是扎扎实实的内需。

　　成本当然是支出、是负担，但推动中国农民进城、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命题。让农民带着钱进城，让城市福利均衡化、公平化，“农民进城成本”就不至于成为横亘在历史大势与公民权益面前的一块顽石。

　　农民进城是“分蛋糕”更是“做蛋糕”

　　每一个农民变身为市民，政府就要投入13万元，每年一次性投入就高达6500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吗?有网友指出，单是北京治霾就投了7600个亿，这点钱对政府来说真的不算多。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也认为，以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承担。

　　然而“可以承担”并不意味着“愿意承担”，否则就不会有农民工在城市里沦为“二等公民”了。对城市执政者而言，无论是否乐见，农民进城都是大势所趋，这些进城的农民要吃喝拉撒，要逐步享受和城市原住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待遇，政府“一毛不拔”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怎么“拔”必须有讲究。这就涉及到新闻中提出的一个命题——农民进城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一些农民工较多的东部沿海城市认为，有些钱不该由他们出，比如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理由是，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很大，而东部沿海城市这方面的资金多靠自筹，如果“人来了钱却没带来”，对流入地政府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城市需要为“新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多，但在目前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成本都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负担过重，因此希望中央财政能在某些方面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事情不得不办，但钱要尽量少花。

　　农民进城的公共成本如何合理分担，当然可以探讨，可以建立更为科学的分担机制，比如有专家建议国家统筹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实现“钱随人走”，还有专家建议借鉴美国的分税制经验，以相关税收归属来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责任分担。但如果一些流入地政府总是抱着“不吃亏”的想法，事情就很难办好。

　　“公共成本”这个词，本身就容易形成一个认识误区，即城市外来人口是来“抢饭吃”的。无论是外来农民工，还是本地进城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在城市上学，他们生病了要上医院，他们退休了要支付养老金……所有这些，都要挤占城市公共资源，都需要政府掏钱。殊不知，农民进城不独是来“分蛋糕”的，更是来 “做蛋糕”的，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外出谋生不易，大多工作勤勉、收入低微，其对城市的总体贡献要远大于所能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对政府而言，绝对是低成本高收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金三林先生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的执笔人，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和拉动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调研表明，如果国家每年多增加市民化1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农民工市民化将大大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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