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近教育领域有三件事，颇受关注。一是北大师生就校方举办“燕京学堂”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反对将静园作为燕京学堂的宿舍;二是清华学生为一名被“非升即走”政策淘汰出局的讲师写请愿书;三是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有两位提前毕业拿到“学位证书”，但他们的“学位证书”不是国家授予的，而是南科大自行授予的。

　　从这三件事中，我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一直以来，我们期待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但从现实看，推进教育改革的力量，更多来自第一线的教师、学生。这三起事件中师生们的表现，都反映出目前的大学师生，已经不再“逆来顺受”，完全被动地接受上级部门的安排、校方的政策、规定，而是据理力争，维护教师、学生的权利，进而推动学校决策的完善，为整体教育改革积聚力量。

　　对于北大“燕京学堂”引发的讨论以及校方对此事的处理，有舆论称这是学校民主决策的一次尝试，也是民意的胜利。从结果看，似乎是如此——很新的消息是，校方已宣布放弃在草坪下修建教学设施，同时，明确静园一至六院不再作为燕京学堂宿舍——但如果从整个事件的肇始看，则会发现，事先学校并没有就该计划听取师生的意见，包括要不要建“燕京学堂”，怎么建等等，就由校方拍板决策，之后才引起师生的关注，反对声四起。

　　这其实是学校缺乏民主决策的结果。如果事先有充分听取师生意见，包括把方案提交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过程，事情就不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而学校重大办学事宜，必须充分听取师生意见，这是办学的常识。遗憾的是，漠视师生权利的做法在高校中普遍存在。

　　北大师生对“燕京学堂”计划的积极建言，让社会看到了师生对学校重大办学决策的参与、表达意识，是推进学校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力量。因此，其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燕京学堂”计划被调整，而在于重建学校的管理、决策模式。在此基础上，师生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教育和学术权利。

　　而清华学生写请愿书挽留教师，也是对自身权利的“救济”。有论者认为，清华大学“非升即走”政策，是多年前就制定的，没有达到规定要求的教师被转岗、淘汰，是规则使然，对此，大家应该有“契约精神”。还有论者认为，国外大学也实行“非升即走”政策，清华这样做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多年前清华这一政策，是谁制定的，充分听取过师生们的意见没有?

　　再者，国外大学普遍实行现代大学制度，学校实行董事会(或理事会)治理，校长没有行政级别，由对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很高的教育和学术权力机构，学校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和学术决策，而是执行教育决策、学术决策，这与我国的大学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对比容易闹笑话。

　　学生向校方表达意见、参与学校决策，这本属于学生自治范畴(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但在我国高校，学生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渠道并不畅通。学生会组织在行政治校体系中，有的沦为附庸，职责是向学生解释校方决策，配合学校执行政策。

　　南科大的首届学生，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本可以参加一次象征性的高考，然后获得由国家授予的文凭，但他们拒绝了高考，只拿学校授予的文凭。虽然在这届学生之后，南科大的招生、学位授予都已经被纳入计划体制，但这届学生的存在，向世人说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在我国其实是行得通的，学生的培养质量也可以得到保障，实施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部门愿不愿意放权。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师、学生放权。但放权的改革艰难而缓慢，这就需要学校向政府争取属于学校自身的权利，也需要师生积极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一过程就是推进行政放权、提高学校现代治理能力、建立民主管理的过程，也是教改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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