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华图 李娜

　　去年8月21日,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萍乡市副市长孙家群被纪委带走。萍乡一位与其熟识的官员回忆,孙家群第一次和中央巡视组谈话回来后,曾对朋友讲,“如果我被抓,萍乡官场会倒一大帮人”(4月16日《新京报》)。一度影响很大、十分典型的群体腐败窝案是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案件。该案涉及包括市长、市委宣传部长等几十名官员,还有当地政界商界过百人,两年后,该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也应声落马。这一令人震惊的案件,彻底掀开了群蛀现象的盖头。

　　一人被抓,倒下一片,这似曾相似的情节再次提醒人们,对于反腐工作中暴露的群蛀或曰群体腐败现象必须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寻求对策。这不仅是反腐工作不断深入所带来的重要课题,也是有效预防腐败必须搬掉的绊脚石。

　　腐败现象之所以会像病毒一样在多人之间传播,形成群蛀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利益是不可或缺的纽带。伴随着利益的频繁输送、交换,每一个沾染利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腐败泥潭。第二，法不责众的心理。随着腐败行为参与人数增多,具体个人进行腐败活动的从众感、安全感也逐步增加,每个人在接受利益的同时也输出利益,法不责众的心理日益占据上风,甚至认为这本就是一项理所当然的工作甚至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腐败犯罪的恐惧和愧疚荡然无存。第三，法律制度的缺乏。目前,在法律上对于群体腐败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曾有业内人士提议将其纳入刑法范畴。对这一立法建议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不少困难,由于腐败所获得的利益总是体现为具体到个人,如何在法律上证实一个固定群体利用公权力获得了某种确定利益并不容易。第四，个别领导干部一言堂。个别领导干部在用人问题上不仅习惯于搞一言堂,而且利益倾向严重。谁对我有利就用谁,谁给我利益就用谁。对于群蛀现象的形成,这实际上起到了双重推动作用:用人者因用人而贪腐,被用者因贪腐而上位,直至演变成贪腐者只用贪腐者,非贪腐者不为贪腐者所用,如此一层层推广开来,群蛀现象自然在所难免。

　　在反腐实践中,群蛀现象发生通常是从级别相对较高领导干部一把手开始。因此为了彻底堵住群蛀现象源头，关键在于要从用人制度入手。要进一步加大选人、用人过程中的民主公开程度,不断完善、落实干部任用的程序机制,逐步加大用人问题上的事后追责力度,多管齐下,严格防止个别领导干部滥用手中的用人权,以致作为寻租手段,为群体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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