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范一飞就金改相关问题答记者问(2)

 

　　在谈到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长预期目标时，周小川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数字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周小川表示。

　　当谈到房地产信贷时，周小川表示，去年个人购房贷款增长比较快，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同时，有助于住房库存比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政策的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应当一分为二来看

　　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涉及的因素比较多。我国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以后，开始出现较快增长，惯性很大，冲高到4万亿美元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分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导致放出去大量流动性，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而新兴市场是资本流入的，有一部分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实体性的投资，而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这些资金的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市场就开始变化，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回去。因此，我们会看到不只是中国有外汇资金流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都有流出。

　　周小川进一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就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改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当地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中国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总量居全球第一位，而且远远超出第二位。”周小川又补充说，“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平常心，即使有问题要解决，也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严重，不要反应过度。”

　　易纲补充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卖出美元收回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另外，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还是遵照市场规律的，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弹性的。”易纲表示，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人民币去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制度性的话语权，已经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即人民币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第一梯队里。在这个时候，可以进一步综合考虑，怎样优化储备水平。总体看，汇率平稳是好事，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

　　潘功胜也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前几年，中国对外资产的主体，基本都是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这些年，看到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在慢慢增长。前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大概占到70%至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和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是一半对一半。这是一种藏汇于民的体现，是一件好事情。

　　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改革

　　有记者提问，作为今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央行对于今年去杠杆的形势有何判断，又会有何相应政策支持？

　　易纲表示，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全球来看是比较高的。

　　对此，易纲指出，去杠杆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积累一定风险。因此，降杠杆首先要稳杠杆，即总的杠杆率需要稳住。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我国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硬币的两面。”易纲说，“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

　　资本金怎么进去？易纲表示，“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企业首先要有资本金承担风险，然后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很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对此也表示，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

　　“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周小川表示，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其次，去杠杆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占用过多信贷资源，因此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另外，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也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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