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成了一种由自己所编织的信息之网上的动物：几乎所有人的个人空间都通过无线电与政府及金融、广告、房地产等公司相连。手机等电子产品就是这张信息之网上的网结。网结必须由人来配合却并不由人控制。配合方式是个体为了难以放弃的便利让出信息。控制者也就是信息记录者，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企业。这就意味着信息记录一旦被过度读取难免滋生信息诈骗、隐私泄露等问题。在此看来，人成了问题的受害者却也是作案者。为此，必须建立信息保护的公众共识。

　　过度的信息读取戕害了以隐私为根本存在方式的人的自由。隐私是人才具有的生存特性，是个人信息中比较隐秘的部分，存在于私人空间，比如个人日记，与亲人的聊天记录等。毋庸置疑，这是家人都要给与尊重的私密空间。因为个体在这里是自由的，可以宣泄情感、构建自己的个性特征等。但是，现在各类企业借助网络工具不断搜集个人信息，如许多手机APP读取用户的通讯录、相册，甚至录音。而用户基本没有权利拒绝。这意味着手机APP可以把个体看个透，而每个人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读取、利用自己的信息，甚至是隐私。这样看来，以隐私为存在方式的自由不是不存在，而是被莫名的拿走了。

　　这不免让人想起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勾勒的全景敝视监狱，这种监狱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18世纪设计：四周是一个巨大的古罗马斗兽场似的环形监狱，中间是眺望塔。塔上有对着监狱的窗户，监狱上有许多牢房，每个牢房都有两个相对的窗户：一个对着眺望塔，另一个对着监狱外面的光亮世界。这样，塔上的狱卒就可以借助逆光效果监视牢房里的犯人，而犯人则不能看到狱卒这位监视者。这种设计充分利用了囚犯的各自孤立与有意识的持久暴露感，来达到监控囚犯，控制其自由的目的。这种被监控感同样发生在信息被过度读取的当下社会，让监控成为可能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而是个体的超乎想象的密集网络社交。因此，这种监控是流动的，水滴集聚式的：社交越多，信息暴露的也就越多，可挖掘和利用的隐私也就越多，自由也就越少。

　　那么，我们如何限制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隐私自由被过度榨取?当前最紧要的是通过系统性的信息保护法律来明确个体信息所有权的归属，以唤起民众对信息的保护共识。虽然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包括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做了规定，但是更多集中在信息的安全保护方面。如材料中的“网络实名制”，其主要功用就是网络安全，而不是界定信息的所有权归属。若没有法律规定信息的所有权归谁，恰似荒野中的石油，谁开采便归谁所有。公民个体分散且无规模化的收集能力，只有具备强大储存收集能力的科技企业才能做到。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国内的BAT会如此强大，如此痴迷于搜集用户信息了。因此，必须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信息所有权是用户，用户拥有了信息所有权，就会把个人信息当作一种财产，进而形成公众共识。

　　对于媒介对人的影响，美国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曾谈到“一开始，人创造工具，到后来，工具造就人”。今天各类企业通过过度采集个体信息造就人，只是这种造就会榨取人的隐私自由，人却不自知，也无权利制止，为此，有必要诉诸法律，赋予个体信息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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