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9年12月24日6时许，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朝阳分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孙某(男，55岁)当场控制，受伤医生正在抢救中。犯罪嫌疑人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调查。虽然经过长时间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杨文医生于2019年12月25日0时50分不幸去世。

　　2.2020年1月20日下午14点左右，北京朝阳医院发生一起医生被袭击事件，有医生被砍伤。被砍的眼科主任医生陶勇医生受伤严重，后脑勺、胳膊等多处被砍伤，左手和前臂肌腱断裂。犯罪嫌疑人崔某是朝阳医院眼科的一名病人，之前有另一位医生给他做过一场手术。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脉络膜上腔出血。“脉络膜上腔出血”是手术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严重了可能最后会失明。真的不好治。陶勇医生的手术技术非常高超，因此眼科几乎所有的疑难杂症，都会转到他这里。经过陶勇医生的治疗后，崔某恢复了部分视力。可他还是固执的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达到自己想象中的效果，于是便心有不满。因为最初治疗崔某的医生不在，所以带着菜刀冲进门诊的孙某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了陶勇医生身上。

　　【事件分析】

　　伤医事件背后暴露的是深层次的医疗卫生体制问题，而医生和患者则承受了由此诱发的经济社会负担。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医院在自负盈亏的生存压力下过度市场化(原因1)，并使医疗服务和收费都扭曲了。在以药养医的情况下，医生不得不背弃医德而开具大处方。这使患者面临过度医疗的风险，并承受高昂的诊疗负担，对医疗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高。

　　即便是以药养医被明令禁止，医院仍然需要想方设法在患者身上做文章，否则难以维持运转并留住医护人员。由此可见，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过度市场化，使身处其中的医生个体“背锅”，面临被患者伤害的风险。与此同时，老百姓承受了过度医疗和负担过重的压力(原因2)。这使医院与患者之间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和双输格局，而医生个体则沦为体制问题的替罪羊。

　　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本就捉襟见肘，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原因3)使医疗资源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固化。大量患者不相信基层卫生机构而纷纷涌入大医院，这使大医院的医生诊疗负担严重超载，有时候不得不“萝卜多了不洗泥”。一方面是患者对大医院的过高期望，另一方面是医生的负担不堪其重，进一步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医疗卫生体制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不应由无辜的医生个体来承受。否则，愿意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才将进一步减少，而医疗资源锐减将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比如，原本备受青睐的医疗行业却面临医护人员供给不足的问题，连从事医疗工作的家长往往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重蹈覆辙”。这会导致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医护人员队伍的质量和素质降低，并诱使他们采取更加具有自我保护性质的诊疗措施。(危害)比如，为了减少诊疗风险和潜在医患矛盾，增加各种检查和化验项目，或者采取转诊或会诊等方式分散风险，并使患者承受更大的无妄之苦。

　　【对策】

　　由此可见，医患关系紧张不完全是人的问题，而是医疗健康制度出了问题。这意味着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健全医疗健康制度，并使病有所医和健康中国的理念得以落实。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医院的公益属性，加快推进医药分开、医院公益化和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等制度改革(对策1)，使医院和医生都能回归其使命和职业的本位。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医院与患者之间的鱼肉关系，进而弱化医生诊疗的经济利益倾向。当医生将患者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棵棵摇钱树时，医患关系才能正本清源。

　　与此同时，要促进医疗资源的均等化分配，使各级各地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对策2)。在大医院水泄不通和一号难求的时候，许多基层卫生机构和中小医院门可罗雀甚至无人问津。通过医联体和分级诊疗等机制创新，促进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的优化匹配，或可缓解医患紧张关系。

　　此外，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人身保护，对伤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严惩不贷(对策3)。一些人对医生遇害不仅麻木不仁，反而冷嘲热讽。这暴露出当前医患关系已经到了改弦更张的紧迫时刻，到了不得不下大力气加以整治的关键地步。2018年10月，发改委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从这次案件来看，相关举措还远未发挥联动奏效的作用。我们期待《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2020年6月施行，可以有效净化医疗环境，保障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期待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化可以改善医患关系，使其能够回归正轨，让患者有病可医，让医者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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