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贵州、浙江、宁夏等多个省区市近日陆续发布了普通高校学费上调信息，部分省区平均涨幅达到50%。比如6月，浙江省公布了公办高校学费调整定价方案，省公办高校的工科、医学类专业学费约提高了31.8%，其他专业的学费上调幅度在13%到14%之间。宁夏高校中文史类、理工农类、医学类的学费涨幅都超过了50%。

　　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随行就市也是情理中的事。在柴米油盐价格飞奔的时候，学费适度上涨也算合情合理。不过，高校的学费毕竟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再说，教育又事关百年大计，因此，涨价这回事，不仅要合乎情理，更要经得起程序正义的考量。

　　学费这回事，本质上牵扯教育公平。以广州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例：自今往后，学费每年要交2.8万元，住宿费每年1200元，“算下来，读3年研究生花费要8万多元。”不妨再看看家庭收入情况：以统计局的权威数字为例，2013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6503元，这还“较上年增长了12.8%”。可是，这点钱，不吃不喝，半年的学费都供养不起。即使以“比较便宜”的本科段学位来看，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家庭收入水平，显然也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更别说多子女家庭。如此循环下去，穷孩子的人生梦想，恐怕就要被学费扼杀在校门之外，而代际固化的隐忧，也会因为高学费而累积成公共问题。

　　正因如此，这些年，制度设计始终对学费上涨冲动秉持基本的警惕。2001年至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下发通知，强调“高校的学费和住宿费标准要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上，不得提高”。2007年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今后5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遗憾的是，去年开始，5年期限一过，就像景区门票挨过了“限涨令”一般，广西、福建、山东、湖北、天津、贵州等地就先后上调了高校学费。

　　高校学费不是不能上涨，但“尽量不上涨”应为底线，即便不得已上涨，更要在涨价前算好几笔帐：一是看看有没有盲目扩建，有没有资不抵债后拿学费垫付债务利息;二是看看行政机构有无冗员，行政开支有无混杂寻租成本的现象;三是查查地方财政拨付有无到位，预算责任不能转嫁给家长。更重要的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任何学费的上涨，都应该有更为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学生及家长、专家学者、审计部门等，都得有相应的发言与博弈权。

　　尤其对公立高校来说，公益属性不能只是句空话。去年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寒门学子上得起大学，高校学费应该有态度、更该有行动、有情怀。一句话，学费不是高校“想涨就涨”的提款机，谁涨价，谁就得接受专业审计及公共监督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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